這篇 WSJ 的文章採訪得很完整，但因為有付費牆，我將內容簡單整理如下，跟大家分享。

我想，曾經第一線面對過 SARS 的伙伴，很能感同身受。雖然，COVID-19 的 DDoS 更強上許多。

☞ Young Doctors Struggle to Treat Coronavirus Patients: ‘We Are Horrified and Scared’ / WSJ

這篇主要採訪紐約的住院醫師，由於疫情的緣故，整個紐約的醫療系統已經過飽和，人力嚴重不足，所以，只要你是住院醫師，不管哪一科，通通都被叫來顧病人。

狀況嚴重到，精神科的第一年住院醫師，就必須要去顧 ICU，而且要自己處理患者的診斷、治療，調整呼吸器！

第一年精神科住院醫師調整呼吸器？聽起來就好像會出事！的確，WSJ 記者拿到一些內部信件，年輕醫師一起跟醫院管理層反應，他們覺得壓力很大也很痛苦，想自殺。其中，有人承認自己把呼吸器設定調太高，患者沒多久就死了。

另一些年輕醫師則說，自己受不了這樣一週工作 90 小時，身兼主治醫師、護理師、呼吸治療師，還有清潔工。

主治醫師跟資深住院醫師，名義上都說有監督，但實際上根本沒辦法。而即使年輕醫師一個人顧 36 台呼吸器、90 個病人，他所需要的知識，都只能自己上網查。

以拍痰為例（敲打胸腔讓痰能排出），醫院只有提供 ZOOM 上課一次，然後兩頁的 Google Document，他們就要自己上了。

拍了半天，到底對不對還是有沒有用，也沒有人可以跟他們說。很多住院醫師只能趁空檔，去 YouTube 再自己搜尋，進修一下。

另一個住院醫師，遇到的 COVID-19 患者，也有腸胃道出血，而且 CBC 抽起來狀況很不好，於是他安排常規輸血。

但一個小時過後，主治醫師才終於忙完能來看，之後跟他說：「我們當初應該用更積極的方法輸，目前這樣不行。」然後患者就過世了……

（因為 WSJ 是寫給一般人看的，這裡推測 R 只給了一條 IV，但 VS 覺得 hypovolemic 了，應該好幾條 line 一起上，有什麼就輸什麼才來得及。）

因為工作壓力高、時間長，且在美國，住院醫師領的比基本工資沒高多少（這是真的，有在紐約工作的新思惟校友確認過，低到政府會寄信跟你說你可以申請房屋補助！），也沒有任何加班費，一部份的住院醫師，聯合寫信給醫院管理層要求加薪。

畢竟，他們認為自己承擔了額外的風險，也付出了額外的貢獻，遠超過自己原本的訓練計畫。

但醫院管理層回覆，比較委婉的是說，醫院的財務狀況已經相當不好，實在沒辦法給。

比較機車的則是回：我不是不能理解你的焦慮啦，不過，在危機時刻要求風險津貼，我看你對醫學可能沒什麼熱情，不太適合喔……

“I am not indifferent to your anxieties but personally feel demanding hazard pay is not becoming of a compassionate and caring physician.”

事實上，這群住院醫師也根本沒有討論勞動權利的籌碼，因為他們還需要考專科。

如果你跟醫院討價還價，結果被開除，或者自己辭職，沒能完成住院醫師訓練，這在履歷上就是個污點，日後不太會有醫院收，基本上醫療生涯幾乎是毀了。

護理師有工會保護，也受各種勞動條件規範。但住院醫師什麼都沒有。這也是為什麼住院醫師會被要求作那麼多工作的根本原因。

不過另一方面，也有一群住院醫師，很正向的看待這樣的機會，覺得能在這樣的危機時刻提供幫忙，是很值得驕傲的事情。

他們不管自己應徵的是哪一科，都自願前往 ICU，認真學習各種能救人的技術，並積極的填補任何體系需要的位置，認為這樣的學習機會，千載難逢。

即使在學校也沒看過人拍痰、設定呼吸器，但自己查資料、看影片、思考治療原理，然後馬上就能派上用場，真的看到患者康復，讓他們覺得很棒。

但是，由於 COVID-19 死亡的患者還是很多，最困難的，就是告知家屬死訊。

對一個年輕的住院醫師來說，還沒看過幾次主治醫師示範，就要自己打電話告知家屬：「你先生過世了，而且因為隔離，你不能來醫院，我們會把遺體送過去。」

然後，聽著家屬無助大哭，是很令人悲傷，且必須自己去體會承受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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